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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刘华）1月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会谈。

　　习近平欢迎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后首次访华。习近平指出，这是你首次正式访问东盟以外国家，你也是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这充分体现了中菲关系的密切程度，也说明双方在彼此外交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中菲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在两国上千年交往史上，以诚相待、守望相助始终是中菲关系主流，也是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48年前，你的父亲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洞察时局、顺应大势，共同作出中菲建交的历史性决定。此后近半个世纪，无论国际风云和菲律宾国内政局如何变化，你和你的家族一本初衷，矢志推动中菲友好，这份情谊弥足珍贵。希望你这次访华不仅是一次“怀旧之旅”，更是一次“开创之旅”。中方始终把菲律宾放在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看待中菲关系。我愿同你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全面规划双边关系下步发展，做互帮互助的好邻居、相知相近的好亲戚、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贡献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中菲虽然国情不同、体制各异，但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目标相似、路径相通，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该加强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之间的交流互鉴，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交融互促，更好助力两国发展繁荣。双方已经确立农业、基建、能源、人文四大重点合作领域，这是支撑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四梁八柱，要下大力气培育增长点、打造新亮点。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愿助力菲律宾农业农村发展，打造农技中心品牌项目，开展育种、生产、加工、储藏全产业链合作，加快推进菌草合作。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领域合作，落实好重点项目“硬”基建合作，拓展电信、大数据、电子商务等“软”基建合作，带动菲律宾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中菲在传统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方面开展合作具有互补优势。中方愿同菲方继续以友好协商方式妥善处理海上问题，重启油气开发谈判，推动非争议区油气开发合作，开展光伏、风能、新能源汽车等绿色能源合作。中国愿持续扩大进口菲律宾优质农渔产品，支持中国企业赴菲律宾投资兴业。双方要全方位深化人文交流，拓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合作，探讨气象、航天等领域创新合作。中方愿同菲方持续开展疫苗研发合作，结合各自地方产业优势，打造两国省市区县互助合作新模式。中国正在主动优化调整防疫举措，更加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相信不久两国人民又可以恢复到疫情之前那种密切的交流交往。

　　习近平强调，中菲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根植于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中方愿同菲律宾及其他东盟国家聚焦合作与发展，维护好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推进“五大家园”建设，推动本地区摆脱冷战阴影，免于阵营对抗，持续成为发展繁荣高地。中方赞赏菲方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愿同菲方一道，加大相互支持，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完善地区和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马科斯表示，很高兴对中国进行期盼已久的访问，这是我首次对东盟以外国家进行国事访问，我希望通过此访向世界证明，菲中关系十分良好，也十分重要，双方都高度重视彼此关系，都致力于将菲中关系提升至新的高度。菲中建交虽然只有48年，但两国人民友谊已经跨越千年。我很荣幸当年参与了菲中建交历史，今天我将肩负起继续推进菲中传统友谊的重要责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沟通，全方位加强合作，开启菲中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新篇章，更好合作解决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也为推动本地区重新成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作出新贡献。菲方愿同中方挖掘潜力，继续丰富两国关系内涵，深化农业、基建、能源、人文、贸易、投资、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相信今天我们共同见证签署的多份合作文件，将极大助力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中国是菲律宾最强劲的合作伙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菲中友谊的延续和发展。菲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菲方愿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海上问题，同中方重启油气开发磋商。感谢中方为菲律宾抗击疫情提供的宝贵帮助。期待疫情过后，更多中国民众赴菲旅游和学习，两国人民往来更加密切，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牢固的基础。我对菲中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有关“一带一路”、农渔业、基础设施、金融、海关、电子商务、旅游等合作文件。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马科斯举行欢迎仪式。

　　天安门广场鸣放21响礼炮，礼兵列队致敬，迎宾小号手鸣礼号。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菲两国国歌。马科斯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马科斯夫人丽莎陪同参加欢迎仪式。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马科斯和夫人丽莎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有关活动。

　　马科斯访华期间，双方还将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